让学术圈“不能假、不敢假、不想假”

近期频发的科研诚信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学术界问题的关注。尽管学术不端行为并非新鲜事，但其再次出现仍令人感到意外。问题根源何在？

多位科技管理专家及科研诚信研究者向记者表示，我国在科技监督方面不乏完善的顶层设计，但执行层面往往存在挑战。针对数据、图表造假等恶意学术不端行为，受访者强调，必须构建一个让学术界“不能假、不敢假、不想假”的良好生态。

技术赋能，强化对规则的“敬畏”

自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来，科研诚信管理机制和责任体系已得到明确。该文件指出，各类承担科研活动的组织是科研诚信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并要求科研机构和高校通过章程等方式，明确学术委员会在科研诚信方面的职责，并提供必要保障。

该文件还规定，学术委员会应组织或委托相关机构对本单位科研人员的重要学术成果进行周期性核查。同时，项目负责人和研究生导师等被要求对论文署名、研究数据真实性及实验可重复性等进行诚信审核和学术把关。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袁军鹏以及某高校科技创新管理专家李力均认为，我国的科技监督理念与国际接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价中心科研诚信研究组负责人郑雯雯也表示，国家政策为科研诚信建设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制度支持。

2022年，科技部等22个部门联合发布的《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界定了八大类科研失信行为，并对职责分工、调查惩处等作出了规定。2026年2月，科技部又发布了《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调查处理规定》，明确了各类主体在科技活动中的违规行为及处理措施。

然而，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的东南大学教授仲伟俊及其他受访者指出，部分人员对科研规则仍缺乏“敬畏”。科技活动涉及立项、研究、成果形成、投稿发表、结题等多个环节，如何确保科研诚信规则有效落地依然面临挑战。

项目负责人如何有效审核实验数据？学术委员会如何切实承担起对单位科研成果的责任？期刊编辑和审稿人能否坚守学术诚信防线？“民间打假”在学术监督体系中应扮演何种角色？

部分受访者坦言，项目负责人和学术委员会在逐一核查论文数据的细节方面存在困难。袁军鹏解释说，期刊编辑和审稿人主要审查“逻辑自洽、方法合规、结果合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而非对原始数据进行“司法鉴定”，通常“默认作者数据真实”。他补充道，同行评议通常是“无偿的业余劳动”，尤其是在全球论文投稿量激增的背景下，审稿人往往无暇逐条核验原始数据。

袁军鹏认为，“民间打假”作为学术监督体系的有益补充和预警系统，能在一定程度上净化学术生态。但他同时提醒，需审慎对待其严谨性和专业性，警惕其演变为情绪化的“网络审判”。

郑雯雯建议，在完善和落实制度要求的同时，应重视技术赋能，例如研发推广论文诚信筛查工具，为监督提供有力支撑。袁军鹏也建议学术出版行业加强编辑部的技术核查能力，利用AI审查数据一致性、图片重复、文本剽窃等问题，努力实现科研人员“不能假”。

联合严惩，明确对惩罚的“预期”

李力、仲伟俊、袁军鹏均认为，让科研人员“不敢假”和“不想假”同样紧迫。他们指出，对学术不端处罚结果的“预期”不足，是导致一些人冒险的重要原因。

袁军鹏分析，《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已明确了处罚的“底线”。李力和仲伟俊认为，对于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科研失信行为，应在“底线”基础上予以严惩。仲伟俊特别强调，与人民生命健康相关的科研失信行为，更需加强惩戒。

今年年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发布的《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大对科研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力争在三年内初步建立“不敢失信”的长效机制。该方案明确，对于购买论文、伪造数据、虚构审稿人信息等行为，将实施10年内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对于本文件发布后出现的此类行为，将从严从重处理，终身禁止承担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

记者还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曾提出要研究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刑事规制，推动立法、司法部门出台相应刑事制裁措施。据袁军鹏了解，国际上已有因学术不端入狱的案例。

郑雯雯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宣传教育，使社会各界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尺度形成统一的预期。

李力还强调要深入实施“联合惩戒”措施，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并斩断与其学术地位相关的“隐性福利”。

记者注意到，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1个部门签署的《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列举了43条联合惩戒措施，涉及院士提名、公务员招录、法人登记、股权激励、银行信贷等多个方面。

《加强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也提出落实《备忘录》要求，对存在科研失信行为的主体实施联合惩戒，包括取消职务、职称、专家称号，暂停招收研究生直至取消导师资格，取消学术团体委员资格等，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局面。

激励“过犹不及”，深化对评价的“反思”

多位受访者承认，科技监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仲伟俊坦言，对于“造假水平很高”的恶意学术不端行为，短期内可能难以发现。袁军鹏和李力还指出，任何环节的监督都无法也无需对所有科研人员进行“有罪推论”，否则既不尊重恪守诚信的科研人员，也造成监督资源的浪费。

因此，受访者表示，解决学术不端问题还需在科研共同体中树立深刻的诚信自觉，让科技工作者从根本上“不想假”。而建设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与评价“指挥棒”息息相关。

仲伟俊和李力认为，由于论文等科研成果与头衔、待遇、资源、权力等紧密挂钩，学术不端行为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成为诱导科技工作者误入歧途的“诱饵”。

记者注意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进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制度，将科研诚信状况作为各类评价的重要指标，提倡严谨治学，反对急功近利。该意见还强调分类评价，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不将论文、专利、头衔、项目、获奖等作为限制性条件，尊重科学研究规律，建立重大科学研究长周期考核机制。同时，要求开展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评价改革试点，建立科学、规范的考核评价体系。

仲伟俊直言，避免急功近利，还需“养得住‘闲人’”。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仲伟俊呼吁对科研人员的管理应适度“宽松”，激励应限于“体面”，让科研真正成为爱科学者的“生活方式”，而非投机者的“谋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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